随着天气逐渐回暖，契丹叛军再次卷土重来。几个月的休整、加上此前在幽州所劫掠到的物资，让契丹势力大壮，不再是几千老弱之师，其他东胡部族诸如奚人、靺鞨等等，也都纷纷加入其中，号为十万大军，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攻克了营州。
营州的失陷，使得东北局势变得更加恶劣。原安东都护府设置在营州，为了便于控制东夷诸胡，诸部酋们也都被强置在营州居住。营州陷落后，这些胡酋们便拥李尽忠为主，而李尽忠也据州称制，自立为无上可汗，将所投靠的胡酋们大肆封赏一通后，便继续引众南来。
在契丹叛军南来的时候，洛阳朝廷也正陷入混乱之中，对于河北诸州几乎没有任何安排。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一次契丹的叛乱于幽州、又受限于天时，没能在第一时间形成糜烂之势，这也给了河北诸州以反应并作出防备的时间。
当时朝廷在河北仍有原单于道副总管杨玄基所率一部人马，在契丹退走后重夺回了幽州的控制权，并据地为守，对卷土重来的契丹造成了一定的阻挠。甚至在契丹南来最初，杨玄基率三千人马主动出击，于幽州东部重创契丹前锋孙万荣。
但眼下的契丹反势已成，杨玄基孤军在外，无论人势还是补给都处于绝对的下风。
虽然初战告捷，但对大势的扭转却微乎其微，很快就被后续源源不断到来的契丹人马围堵在了幽州的蓟城，据城而守月余时间，最终不敌，趁着契丹叛军诸部不能完全协调突围而走。
杨玄基所部在退出幽州后便一路且战且退，最终抵达仍有武备的易州时，仅仅只剩下了不足五百员众。不过这一番惨烈的牺牲也不是没有价值，易州刺史权善才已经在州境征募壮力并坚壁清野，州城据守数千人众，并几次击退了契丹的来犯。
虽然南下路程颇受阻滞，但契丹胜在人势壮大，在易州受挫之后便放弃了继续进攻坚城，转以骑兵寇掠乡野，很快便将战火烧到了河北中部的瀛洲，并攻克了瀛洲的州治河间城。
黑齿常之所率的冀北道骑兵在沧州追诛沙吒忠义叛军之后，在回撤中于瀛洲东南部的乐寿遭遇了契丹前路人马。这一次遭遇战虽然以官军胜利结束，但整个河北北部业已糜烂，之后李尽忠亲率数万叛军出击黑齿常之所部，官军矢尽粮绝，无奈退保冀州，暂时将契丹叛军阻隔在了冀州北部。
当这一消息传回洛阳朝廷时，自然举朝皆惊，许多时流都没想到契丹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东胡部落所动的反叛居然能壮大到如此声势。
毕竟垂拱以来，朝廷在对外征战方面虽然战绩并不乐观，但所面对的敌人也都是突厥、吐蕃这样的强敌。
在时流观念中，契丹等东胡诸部不过是在安东都护府管制下的羁縻部落，本身实力有限，即便有叛，顶多也只是区域性的骚乱，成不了大祸。甚至就连安东都护府的设置，最大的军事意图也并非防备契丹，而是为了管制分散在辽东与辽西之间的高句丽等三韩遗民。
这一次契丹的叛乱，不独让东北的羁縻局面为之崩溃，在地域上也隔绝了朝廷对原高句丽、百济等旧地的统治，甚至战火直接席卷到河北大片州县之中。
这样的胡祸，简直是大唐立国以来所没有的。虽然说贞观初年也有突厥兵临渭水之危，甚至就在不久前还生了默啜寇掠河东道诸州，但突厥乃是大漠上长久以来的霸主，其为祸深重也并不让人意外。
可契丹这样一个东胡杂种，许多普通的民众甚至都不知东北有此部落，竟骤然势大、席卷小半个河北，这对时流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远远过了突厥的祸害。
洛阳本来就是大乱定，秩序虽然重建起来、但仍然很脆弱。当听到河北近半州县已经陷落时，城中氛围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骚乱。
特别是一些刚刚从河东返回都畿的原天兵道卒众，由于担心朝廷或会出尔反尔、将他们重征募入伍、投入河北作战，甚至都出现了一些逃散的情况。
尽管李潼心知契丹叛乱不容小觑、也为此做了许多针对性的计划，但当此事真正给时局带来冲击的时候，也是不免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稳定都畿人心局面，他甚至亲赴都畿诸城门前，召集坊曲乡民，当众宣布朝廷对平灭契丹叛乱已有整体规划，河北的战事也绝对不会影响到都畿周边已经实施的政令。
当然，面对这种群众性的恐慌，语言的安抚总是苍白无力，唯有行动才最有力量。
陕西道的卒力征一直在进行着，此前还一直以卫戍都畿为名义，至于眼下则就不必再作掩饰了，直接号为辽东道行军，同时以原冀北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为辽东道前军大总管，原冀北道行军旗号转为辽东道前军。
与此同时，宰相姚璹为辽东道中军大总管，即日率领抵洛阳的五万西军渡河北进，并将陇右的娄师德召回朝中，为辽东道后军大总管。
国之大征，宰相掌军，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惯例。至于具体的战事进行，当然还是以诸军总管为主，借用宰相的权威来节制并调度诸军。
辽东道前军人事结构可以无作调整，中军则仍以李潼的西军老班底为主，五万人马共分为十三路行军，唐先择、杨显宗等西军旧将们各领总管。
当然，朝廷原本的武将群体，李潼也没有完全排斥在外，但所任用的主要还是原高句丽与百济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