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坪的血迹还没有干透，张国滔再也瞒不住了。战场上丢下的不是数字，是红军战士。
战士们穿着灰蓝色的军装，倒在阵地前、倒在战壕里、倒在城墙下，密密麻麻的，躺在苏区的土地上，红军主力在七里坪伤亡惨重，防线被撕开，阵地被夺走，部队被迫后撤。
消息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苏区，从七里坪传到新集，从新集传到金家寨，传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张国滔的太平，在七里坪的炮火中化成了一团灰烬。
军委会议上，叶戈罗夫直接向张国滔难。他坐在长桌一侧，军装笔挺，帽檐压得低低的，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像两把刀，直直地刺向张国滔。
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局势如此凶险的情况下，还有大批红军指战员被关押在监狱里。前线在死人，后方在抓人；部队在溃败，保卫局在抄家。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张国滔解释说这是组织措施、是肃反工作的延续、是为了纯洁队伍、是为了防止敌人从内部破坏。他的声音沉稳，措辞严谨，滴水不漏，像一层厚厚的油脂覆盖在水面上，把底下翻涌的暗流遮得严严实实。
叶戈罗夫没有让步。他拿不出证据，但他不需要证据。他看见了前线部队士气低落，看见了指战员们脸上的困惑和恐惧，看见了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不知犯了什么罪的红军干部。
他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不需要知道他们的“罪行”。他只知道周亦云已经告诉了他现在根据地已经陷入危机，敌军三十万大军压境，堡垒战术步步为营，红军却在自毁长城，需要他的帮助。
他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桌面上。他会向中央报告，向红色国际报告，把鄂豫皖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写清楚，让中央知道这里生了什么，让莫斯科知道这里生了什么。
张国滔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是变白。
那种白不是害怕，是愤怒被硬生生压下去之后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苍白。他盯着叶戈罗夫，当即开始思考起来。然后他让步了。释放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不是全部，但至少是一批。不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无罪，是因为他不能再承受国际代表向莫斯科告状的风险。
监狱的门打开了，那些在黑暗中等待了不知多少个日夜的人走了出来。他们的军装被剥掉了，有些人穿着单薄的囚衣，在秋风中瑟瑟抖；有些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像一具具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骷髅。他们站在监狱门口，眯着眼睛，不适应阳光。没有人来接他们，没有人给他们衣服，没有人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去哪里。但他们是活着的，这就是叶戈罗夫可以帮周亦云能做的全部。
然而在战略问题上，张国滔还是执迷于打正面战。七里坪的惨败没有让他改变想法，红军战士的尸体没有让他改变想法，周亦云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也没有让他改变想法。他还是认为红军能打阵地战，能打攻坚战，能在正面与敌军硬碰硬。
七里坪失败之后，红军主力向东转移至皖西金家寨、燕子河，目的是收拢红二十五军、补充休整、避开敌主力。但敌军没有给红军喘息的机会，国民党中路军主力直逼鄂豫皖府新集。新集一旦失守，苏区的指挥中枢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是——保住府，迟滞敌军推进。红四军主力从皖西转向豫南，在新集以北的浒湾、扶山寨、金兰山一线构筑阻击阵地，依托山地地形展开防御，死守新集外围屏障。这是新集外围最后一道防线，守住了，新集还能多撑几天；守不住，新集将无险可守。
兵力是这样部署的主力主战兵团以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为主力，布防扶山寨至金兰山主阵地，分地段扼守山地要道、制高点，正面抵挡敌军主攻部队。
他们在那些山头上构筑工事，挖战壕，架机枪，把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推上制高点。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部署于主阵地东侧侧翼，红四军二十三师则是署于西侧部队依托山地设置警戒防线，防备敌军迂回包抄，同时衔接后方新集守备力量，保障主力侧翼安全。
而新集城内仅留释放的红军指战员干部团、少量地方武装、后勤人员及警卫部队，主要负责党政机关安保、伤员转运、物资看护。兵力薄弱，薄得像一层纸，一捅就破。
红二十五军主力仍驻守皖西金家寨、霍邱一线，受战场距离与敌军分割影响，未能抽调兵力驰援新集方向。两地的兵力无法相互配合，像两只被砍断的手，各自挣扎，谁也帮不了谁。
会上通报了敌军的番号。正面是卫立煌，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三师、第八十九师，从北面压过来。外围北面有敌第一师、第五十八师；南面有敌第二师、第八十八师。这不是一支部队，是整个体系。
周亦云坐在会场角落里，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他看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看着那些标注着敌军番号的方块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新集合拢。
他听着参谋们汇报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弹药储备。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林娥站在窗前，背对着他，肩膀微微缩着，像在忍着什么。
会议结束后，过了几天在城墙周亦云终于见到了曾中声，炮声从北面来，从浒湾、扶山寨、金兰山的方向来——那是红四军主力阻击阵地所在的方向。炮声没有停过，从清晨响到黄昏，从黄昏响到深夜，轰隆隆的，就没有停过。
曾中生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军装，出狱之后，他没有职务了，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没有人告诉他该做什么，甚至没有人跟他说话。但他没有离开，没有闭上眼睛假装这一切与自己无关。
他默默地做着能做的事情。他去看望那些和他一起出狱的同志，去机关、去工厂、去部队，去一切需要人的地方。不是以指挥员的身份，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他了解苏区的情况，了解部队的情况，了解那些正在被敌军一步步压缩的防线和正在一天天减少的兵力。他不说“应该”，不说“必须”，不说“你们错了”，他只是做，低着头，弯着腰，默默地做。
周亦云走过来的时候，曾中生正蹲在地上，和几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干部一起整理文件。看到周亦云，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说“你来了”，又像是在说“我还活着”。周亦云走到他面前，停下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几步路，谁也没有说话。远处的炮声又响了几声，比之前更近了。
“新集守不住了。”曾中声的声音沙哑。他蹲下去，捡起地上几份散落的文件，拍了拍上面的灰，摞整齐，夹在腋下。“浒湾、扶山寨那边的阻击战撑不了多久，最多三五天，敌军就会推进到新集城下。”
周亦云没有接话，他知道曾中声说的对。红四军主力在新集以北打得非常艰苦，伤亡很大，弹药消耗很快，援军迟迟不到，防线在一天天被压缩。不是战士们不勇敢，是仗不能这样打。
阵地战、消耗战、拼火力、拼兵力，红军的短板全被敌人抓住了，长处全被丢掉了。新集是守不住的，与其把最后一点有生力量消耗在城墙下面，不如早做打算。
周亦云叫警卫员拿来了地图，他给曾中声说道“现在他负责转移工作，需要曾中声的帮助。”
两个人直接蹲在墙根下，把地图铺在地上，用石头压住四个角，他们开始计划党政机关的转移路线——哪些人先走，哪些人后走，哪些人留下；走哪条路，经过哪些村庄，在哪里歇脚；机关文件怎么处理，重要物资怎么搬运，伤员怎么安置。每一条都要想清楚，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敌军正在从北面压过来，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跟时间赛跑。
主要保卫任务由鄂豫皖妇女独立团和干部团承担。不是因为他们能打仗，是因为没有别的部队了。红四军主力全部顶在了北面阻击阵地上，红二十五军远在皖西，鞭长莫及。新集城内只剩妇女独立团和干部团，还有一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归队的零散人员。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们大多是年轻姑娘，有的还没有枪高，有的还没有步枪重。
她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打过大仗，但这一刻，她们是这座城里仅剩的武装力量。干部团的同志们们虽然多数才从监狱出来但是他们的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机关大院里人来人往，有人在焚烧文件，有人在打包行李，有人在拆卸电台。远处的街道上，担架队抬着伤员从北门进城，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伤员们的呻吟声、卫生员的喊叫声、担架队员的喘息声混在一起。
周亦云和曾中生从墙根下站起来，膝盖蹲麻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活动了一下腿脚，像是商量好了似的，谁也不看谁。炮声又响了，这一次更近，震得脚下的地面微微抖，屋檐上的灰土簌簌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的肩上，落在他们花白的头上，落在那张被风吹皱了又被石头压住的地图上。远处北面的天际线被硝烟染成了暗黄色，像一块被烤焦了的布，挂在天地之间，沉甸甸的，随时可能塌下来。
两个人站在那里，肩并肩，看着那片暗黄色的天空，谁也没有说话，周亦云眯着眼，看着远处山脊线上那些隐约可见的火光。那不是灯光，是炮火，是阵地上燃烧的火焰，是敌军推进时扬起的尘土被夕阳映照后的颜色。
妇女独立团的队伍从街角转过来。女战士们穿着灰蓝色的军装，背着枪，排着队，步伐整齐，从他们面前走过。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女战士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稚气，但那双眼睛是坚定的，她看了周亦云一眼，立正敬礼。
周亦云还礼，手放下来的时候，她带队走远了。灰蓝色的背影转过街角，消失在暮色中。炮声又响了，更近了，更密了。新集的黄昏，正在被硝烟一口一口地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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