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军各部队占领城镇，跟随国军的还乡团，产共义勇队作为了针对根据地的主力，而红二十三军三个师根据军委决策全面散开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各部队纷纷以营连为单位开展灵活自主的游击战。
凉亭村，本地大地主带着5o多人的还乡团，拿着刀枪回到了凉亭，在他们的前方是敌94旅，188团的一个营他们正沿着山腰沿途扫荡红军的村庄，此时红2团的一个连正潜伏在山上看着前方的敌94旅188团过去，此时跟着的还乡团大大咧咧的向着凉亭而去，
一名战士看着这个场景对着连长说道“连长开火吗。”
连长拿着一杆步枪对着对着战士们说道“同志们注意了，肥羊上门了，战决。”此时一名战士说道“连长咋们怎么不阻击前方的白狗子。连长拿手敲了一下他们的脑袋说道”咋们团长听师长，师长听军长说了，我们只能吃肉不能啃骨头，专打弱小之敌，谁要是乱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凉亭村，枪声响了。
不是大部队的排射，是零星的、急促的、子弹贴着地面扫过去，当场就撂倒了走在最前面的七八个人。
还乡团的队伍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蛇，猛地一缩，然后炸开了。有人趴在地上不敢动，有人丢了枪就往路边跑，有人站在原地呆，那些平时在村子里作威作福的人，那些跟着国民党军回来、以为可以重新骑在老百姓头上的人，此刻像一群被狼撵散了的羊，漫山遍野地逃窜，有人把枪扔了，有人把抢来的东西扔了，有人连鞋都跑掉了。
冲锋号响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从山坡上冲下来，灰蓝色的军装连成一片。
战士们端着步枪，猫着腰，脚步又急又稳，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白光。
还乡团一看，当场溃败，跑得比来时更快。从枪响到结束，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二十多人被打死，剩下的跑得一个不剩。红军战士们迅打扫战场，捡起枪支弹药，把受伤的战友抬上担架。一袋烟的工夫，山上山下恢复了安静，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等到敌94旅188团那个营在还乡团溃兵的带领下赶到凉亭村时，红二团的战士们早就没了人影。
山坡上只剩下二十多具还乡团的尸体，枪支弹药被搜走了，连子弹壳都被捡干净了。带队的营长站在村口，看着那些尸体，脸色铁青，骂了几句，带队走了。
他不知道这支红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他知道的只是——这片山区，已经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还乡团、铲共义勇队，那些跟在国民党军后面、从苏区逃跑时跑得最快、回来时也跑得最快的人，开始怕了。
他们不怕红军的正规部队，因为正规部队被国民党大军追着跑；他们怕的是那些不知道从哪个山沟里突然冒出来的、打几枪就跑、跑完了连影子都找不到的游击队。
凉亭村那一仗传遍了整个皖西北，还乡团的人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进村了，铲共义勇队的人再也不敢单独行动了。到后来，小股的还乡团、铲共义勇队再也不敢进入苏区，不是不想进，是不敢进。进了，就可能回不来。
不仅还乡团不敢进，敌军连级、营级部队也开始不敢过分深入苏区。那些被派出去清剿的连队、营队，吃过几次亏之后，变得谨慎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漫山遍野地乱跑，而是缩在据点里，等侦察兵探明了情况再出动，侦察兵也不敢走远，走远了就可能回不来。
有的连队甚至开始从农村地区向乡镇收缩，把那些分散在村子里的据点撤了，集中到镇子上，抱成团，壮胆。不是他们不想清剿，是清剿的代价太大了。每一座山都可能是红军的阵地，每一片树林都可能是红军的埋伏圈，每一条小路都可能是红军的地盘。
小块根据地开始连接起来进行恢复。不是红军的兵力增加了多少，是敌军的压力减小了。
还乡团不敢进村，铲共义勇队不敢出门，国民党的连营级部队缩在乡镇不敢出来，红军就有了活动的空间。一个村子恢复了，两个村子恢复了，三个村子恢复了……村子连成片，就成了根据地；根据地连成片，就成了苏区。
虽然只是星星点点的几块，分散在燕子河、漫水河、岳西这些大别山深处的山沟里，但它们连起来了。就像几盏在黑暗中亮起的灯，一盏灯的光很微弱，照不了多远，但几盏灯连在一起，就能照亮一片夜路。
在燕子河峡谷的临时指挥所里，周亦云接到了王尔琢的汇报。汇报写得很简单，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战果，只有干巴巴的数字和事实——打了什么仗，消灭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枪支，牺牲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现在部队在什么地方，下一步准备怎么走。但那些干巴巴的数字背后，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战斗，是每一座山头、每一条山沟、每一个村庄的反复争夺。
不是大仗，是小仗。不是歼灭战，是游击战。不是一次打垮敌人，是一次一次地咬，咬一口退一步，退一步再咬一口。把敌人咬疼了，咬怕了，咬得不敢进山了，咬得缩回据点去了。
与此同时，返回鄂东北的旷继勋在三河口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全军三千人，下辖七十三
七十四师。在军委的指示下，经过一个月的艰困奋战，红二十五军恢复了双庙关、黄土岗镇、三河口之间的根据地。双庙关是进出鄂东北的咽喉，黄土岗镇是连接几个游击区的枢纽，三河口是红二十五军军部的驻地。
这三个地方连成一片，鄂东北的局势就稳住了。红军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有了一个可以休整补充的后方，有了一个可以回旋进退的空间。
在战斗中，红二十五军也从三千人增加到了四千人。不是扩红，是那些被打散、掉队、隐藏在山里的战士，听到消息后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了。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背着打了几子弹的步枪，从山沟里、从树林里、从老乡家的地窖里走出来，找到部队，归队。
周亦云把王尔琢的汇报和旷继勋的报告放在一起，并排摆在桌上。两张纸，一支笔，一盏油灯。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只要国名党军切不断我红军和百姓的联系。那么不管国名党军在多的兵力我们都可以活下去了。
消息在部队里传开了。没有开会宣布，没有文件下，只是战士们从连长那里、从指导员那里、从战友那里听说的。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站住脚了，红二十三军在皖西北打开了局面，小块根据地开始连成片了。
那些疲惫的、沉默的、麻木的脸上，有了一点变化——眼睛亮了一些，腰板直了一些，脚步轻了一些。不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看到了明天还能活着、后天还能打仗、大后天还能吃上饭的希望。
红军野战医院的帐篷里，伤员们躺在用树枝和门板搭成的床铺上，有人听到消息，从床上坐起来，攥着拳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有人笑了，笑着笑着哭了，哭完了又笑。有人拉着护士的手，问是不是真的，护士点了一下头，他就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渗出来，顺着太阳穴流进耳朵里。他说不出一句话，但他的手在被子下面攥紧了拳头。他不是为他自己高兴，是知道那些牺牲的战友没有白死，这片土地还能守下去。
妇女独立团的营地里，女战士们围坐在一起，有人在擦枪，有人在补衣服，有人在听团长念电报。念完了，没有人鼓掌，没有人欢呼，但有人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一个年轻的女战士抱着枪，靠在墙上，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做梦，又像在想着什么。她是隔壁村的，村子被还乡团烧了，父母被杀了，她跑出来参加了红军。她以为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她可以回去了。
周亦云站在门槛上，望了一眼远处的山影。看着山影层层叠叠，在月光下像一幅水墨画，深深浅浅的，但他看清楚了，哪座山后面是燕子河，哪座山后面是漫水河，哪座山后面是红二十五军正在恢复的根据地。
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回屋里，坐回桌前，摊开那张被翻得起了毛边的地图，低下头，借着油灯的光，继续研究。根据两个月的战斗，以及各部的情报。
第二天一早，周亦云便叫来了通信兵。
周亦云正在桌边整理文件，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去，找机关二局的局长。”通信兵转身就跑出去了
周亦云需要情报。不是几天前的、不是昨天的，是今天的、是此刻的。他需要知道敌军收缩到了什么位置，哪些据点兵力薄弱，哪些通道防守空虚，哪些地方可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哪些地方打了之后能站住脚、哪些地方打了之后必须撤。这些问题没有情报支撑，就是瞎打，就是拿战士的命去赌博。
在游击战中，情报的重要性不亚于枪支弹药。枪打不准可以练，子弹打光了可以缴，但没有情报，你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打。红二十三军不缺能打仗的人，缺的是能看清战场的人。
机关二局的驻地离军委临时驻地不远，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说是驻地，不过是一间稍微大些的祠堂，门口挂着一块用木炭写着“二局”字样的木板，木板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字迹有些模糊了。祠堂里摆着几张用木板和石头搭成的桌子，桌上堆满了文件、地图、电台零件和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密码本。
几个年轻的情报员正埋头工作，有人在看地图，有人在译电文，有人在修理一台被打坏了的电台。窝棚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电台电流的嗡嗡声。
林娥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份刚收到的情报，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眼睑下有淡淡的青痕，显然又是熬夜了。她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移动，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通信兵站在门口，立正敬礼“局长，周主席请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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