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渊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商人说：“俺是炭行行，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骧的父亲，带着货物到汴梁经商，看到进士排队从东华门走出，感叹道：“生子当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铺，全心全意培养儿子读书科举。
又有纳粟买官的牛监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赚千余贯，还另有无数财产。却自叹“身迹尘贱，难近清贵”，到处拜访名师、结交名士，疯狂砸钱招待读书人，最后捐粮买了一个小官，每乐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贪，还倒贴钱把工作做好。
眼前这个商人，觉得陈渊愿意为商贾说话，陈渊的学问肯定是好的，于是就把儿子送来拜师。
听到朱铭的脚步声，陈渊起身说：“探花郎回来了，伱们自去交谈。”
商人连忙朝着朱铭作揖：“小民车贵柔，拜见朱学正！”
朱铭微笑说：“车行请坐。”
车贵柔捧出木盒，扯下红布，拉开盒盖：“朱学正仗义直言，为我等炭商弹劾贪官，竟被官家罚俸两月。东京炭商皆倾慕之至，略备薄礼，不成敬意。”
盒子里躺着两块金饼，大约价值二百贯。
北宋末年金价极高，一两金子，至少价值2o贯以上，有时甚至能达到3o贯。
朱铭瞥了一眼，将金推回去：“不必了。”
车贵柔说道：“此非俺一家之礼，乃炭行商贾所共进。”
朱铭也没说收不收下，转而问：“此次炭行罢市，打算罢多久？是为了抬高炭价吗？”
车贵柔说：“石炭司一边逼着俺们低价卖炭，一边禁止外炭商卖货给俺们。炭行罢市，不为抬价，只为能够平价进货。外炭商也退无可退，只能相约一起罢运。请朱学正，再上疏弹劾石炭司！”
朱铭笑道：“原来这两块金子，我还不能白收，须得再帮你们上疏。”
“岂敢，事成之后，还另有谢礼。”车贵柔说道。
朱铭问道：“炭行几十家商贾，就没有别的官员帮忙？”
车贵柔感慨道：“三十年前，炭行还算能说上话。后来就日渐衰弱，哪里还能结交清贵？”
官办企业挤占煤炭市场，是从仁宗朝开始的，官员直接下场捞钱，当然比商人孝敬得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