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半，第一堂课。
教室在三楼，是个阶梯教室。
讲台上方挂着横幅：“战略资源安全与地方博弈”。
授课老师是国家改委原司长，姓吴，六十多岁，头花白，但精神矍铄。
“今天不讲大道理，就讲一个问题。”吴司长开门见山，“在资源问题上，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怎么博弈？”
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词：“安全”和“展”。
“安全是底线，展是诉求。这两者经常冲突。”吴司长转身，“比如，某个地方有稀土矿，中央要求保护性开采，地方想多挖快挖，增加gdp。怎么办？”
台下沉默。
“再比如，a市有资源，b市有技术，两家合作，利益怎么分？”吴司长继续说，“或者，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地方企业扛不住了，政府该不该救？怎么救？”
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
陈青低头记笔记。
这些问题，他在金淇县都遇到过，有些正在经历。
“我先说我的观点。”吴司长说，“博弈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有规则。这个规则，不能只是文件上的条条框框，还要有可操作的机制——比如生态补偿、技术共享、风险分担。”
他打开ppt，展示几个案例：山西的煤炭转型、甘肃的风电消纳、云南的水电外送……
“这些案例的成功，核心一点：找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吴司长说，“而这个平衡点，不是算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所以，在座各位，你们不仅要懂资源，还要懂谈判。”
课讲到一半，进入提问环节。
李建华第一个举手。
“吴司长，您刚才提到生态补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资源输出地吃亏——资源挖走了，污染留下了，补偿却迟迟不到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问题很实际，也带刺。
吴司长推了推眼镜：“这是个普遍问题。我的建议是，把补偿机制前置——在开采前就谈好，写入合同。同时，补偿不能只给钱，要给展机会。比如，资源输入地要在输出地投资建厂，创造就业。”
李建华点点头，没再追问。
接着又有几个学员提问，大多是技术性或政策性的。
陈青一直没举手。他在观察——学员当中对这些问题的反应状况，也能侧面的了解一些其他官员对于资源与补偿的看法。
快到下课时，刘正明举手了。
“吴司长，我有个问题。”他站起来，声音洪亮，“您刚才说，博弈要有规则。但现实中，有些地方靠特殊政策、特殊关系，打破了规则，抢占了资源。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该怎么应对？”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陈青。
金淇县的试点，确实有特殊政策——国家级试点，资金倾斜，审批绿色通道。这是事实。
吴司长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沉吟了一下：“这位同学说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想提醒一点：特殊政策往往是阶段性的，是为了试点突破。如果试点成功了，经验就会推广，政策也会普惠。所以，与其抱怨别人有特殊政策，不如想想，自己能不能也争取到，或者，能不能在现有规则下做得更好。”
回答很官方，但也算给了台阶。
刘正明还想说什么，吴司长看了看表：“时间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课后可以继续讨论。下课。”
铃声适时响起。
学员们陆续起身。
陈青收拾东西时，感觉到几道目光落在他身上——探究的，好奇的，也有不友善的。
穆元臻走过来，低声说：“刘正明这是冲你来的。”
“我知道。”陈青合上笔记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