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1年，3月18日，晨。
张天卿在轮椅里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天花板上的水渍。
水渍的形状像旧帝国版图的轮廓——如果眯起眼睛，再加上足够的想象力。他每天早晨都会这样看一会儿，像某种仪式。今天的水渍边缘又扩大了些，可能是昨晚管道又漏了。后勤部门上个月才来修过，看来没什么用。
六点十七分。
他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药盒。手抖得厉害，第一次没够到，第二次才碰到。药盒是铁皮的，表面漆已经剥落，露出锈迹。里面分七格，按星期排列，每格装着当天的药止痛的、消炎的、稳定心率的、抑制神经痛的、还有两片白色的，连医生都只说“吃了对你有好处”，不肯说名字。
他倒出今天份的药，一共九颗，大小颜色各异，像一把畸形的糖果。没有水，他干咽。药片卡在喉咙里，苦涩的味道泛上来，他咳嗽，咳得整个胸腔都在震动，像破风箱。
咳了大概一分钟，停了。他靠在轮椅背上喘气，额头上都是冷汗。
窗外的晨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细的金线。光里有灰尘在跳舞，慢悠悠的，不知死活地飘。
张天卿盯着那些灰尘看了很久。
然后，他推动轮椅，来到窗边，拉开窗帘。
圣辉城的清晨展现在眼前。远处的烟囱在冒烟，灰色的烟柱笔直上升，到半空被风吹散。街道上已经有了零星的行人，像蚂蚁一样小，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移动。更远处，维特根斯克方向，还能看见地震后留下的废墟轮廓，像大地的一道疤。
他看了五分钟。
然后转身，推动轮椅来到卫生间。
镜子里的脸苍白得吓人，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皮肤薄得像一层纸，底下青紫色的血管清晰可见。金色的眼睛依然亮着，但那种火焰般的光芒已经暗淡了许多，像快烧尽的炭。
他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刺得皮肤紧。他用冷水洗脸，洗了三遍，还是觉得脸上有层洗不掉的疲惫。
刮胡子。手抖得更厉害了，刀片在脸颊上划出一道口子。血渗出来，很细的一条，像红线。他没管，继续刮完。
穿衣服。军装衬衫，纽扣很难扣，手指不听话，扣了三次才扣好第一颗。然后是外套，深灰色的，肩章有些旧了，边缘的金线已经磨掉。他对着镜子整理领口，动作很慢，很仔细。
最后，他戴上手套——黑色的皮质手套，遮住那双布满老年斑和针孔的手。
六点四十分。
他推动轮椅离开卧室，沿着走廊来到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很空。一张巨大的实木办公桌，桌上堆着三摞文件左边是待批阅的，中间是待阅读的，右边是已处理需要归档的。每摞都有半米高。
桌子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卡莫纳全境图，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红色是军事部署，蓝色是行政区域，黄色是重建项目，黑色是……异常事件报告。
地图旁边，挂着一把旧军刀——不是装饰品，是真开过刃的，刀鞘上有深深的划痕。那是很多年前，他在北境战场上用的。
张天卿停在办公桌前，没有立刻开始工作，而是先看向地图。
目光从北境边境开始，慢慢扫过维特根斯克，扫过圣辉城，最后停在南方那片大片大片的空白区域——那里没有图钉，只有用铅笔画的问号。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不是文件，是一沓照片。最上面那张是个年轻女人，穿着旧式长裙，笑得很温柔。下面那张是个小男孩，大概五六岁，手里拿着一把木剑。
他没翻开看，只是摸了摸照片的边缘，就合上盒子，放回抽屉。
七点整。
敲门声响起。
“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医疗组的周医生，五十多岁，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病历本。
“张司长，早。”周医生走到轮椅边，很自然地蹲下，开始检查，“昨晚睡得怎么样？”
“还行。”
“咳嗽呢？”
“早上咳了一阵。”
“痰里带血吗？”
“没注意。”
周医生抬头看他一眼，没说什么，拿出听诊器。冰凉的金属贴在他胸口，张天卿下意识绷紧身体。
“放松。”周医生说。
听了大概一分钟，周医生的眉头越皱越紧。
“心律不齐比昨天严重。”他收起听诊器，“肺部的杂音也更多了。张司长，您必须减少工作量，增加休息时间。我建议——”
“建议无效。”张天卿打断他，“今天有什么安排？”
周医生叹了口气，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张日程表“上午九点，听取维特根斯克重建进度汇报。十点半，接见龙域兄弟国家援助团代表。下午一点，主持内患清查行动第一次协调会。三点，听取博雷罗关于南方调查的简报。五点……”
他顿了顿“五点，您约了雷诺伊尔委员单独谈话。”
张天卿点头“知道了。”
“还有，”周医生从药箱里拿出一个注射器，“今天的增强剂。”
张天卿伸出手臂。周医生找到静脉，消毒，扎针。淡蓝色的液体慢慢推入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