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骗人。”
“那你再说一遍。”
“你永远好看。”
章涵意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朵被阳光晒开的花。她的笑声在电话那头回荡,撞在墙壁上,被吸收,被粉碎,只剩下一点点余音,传到章知好的耳朵里。章知好闭了一下眼睛。她在听。她在记。她在把女儿的笑声刻进骨头里,带到下面去。下面很冷,没有笑声。她要带一点下去,暖暖身子。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课。妈妈你早点睡,别熬夜。熬夜会掉头。你已经没多少头了,再掉就秃了。”
“好。”
“那我挂了啊。”
“嗯。”
“妈妈。”
“嗯?”
“我爱你。”
章知好的手抖了一下。她把话筒握得更紧了一些。她的手指在抖,手臂在抖,身体在抖。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咽了很多次。咽到最后,声音很小,很小,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妈妈也爱你。”
电话挂了。嘟嘟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远。章知好把话筒放下,坐在那里,看着那部黑色的电话。电话是旧的,按键上的数字磨没了,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印子。她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把脸埋在掌心里。她的肩膀没有抖,她没有出任何声音。她只是把脸埋在掌心里,让掌心的温度把她的脸慢慢暖热。她没有哭。她不会哭。哭了,就是软弱。软弱了,就会被现。现了,就会被抓。被抓了,就会判。判了,就会坐牢。坐牢了,就会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不能哭。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那片黑。风吹过来,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她伸出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她看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那个圈在玻璃上停留了片刻,被水汽覆盖,慢慢模糊,最后消失了。像她的一生。像她做过的那些事。像她拿过的那一百万。像她签过的那份文件。像她骗过的那些人。都会消失。消失之前,她想让一个人知道。不是原谅,不是理解,不是同情。只是知道。知道她是一个贼。知道她偷了不该偷的东西。知道她对不起那些等着钱吃饭的人。她不能让他们白等。她还不了,但她可以认。认了,就是还了。还不了,就欠着。欠着,就得还。还到还完为止。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知道,那里有一个人。她的女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欧罗巴联盟的某个城市里,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作业,听音乐。她不知道她妈妈在做什么,不知道她妈妈在想什么,不知道她妈妈在担心什么。她只知道,她妈妈爱她。她妈妈永远爱她。她妈妈不会害她。她妈妈不会骗她。她妈妈不会让她失望。她妈妈不是一个坏人。她妈妈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会犯错、会后悔、会偷懒、会撒谎的普通人。她犯了错,后悔了,偷了懒,撒了谎。但她不会伤害她。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是一个坏人。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是一个贼。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拿了别人的钱,截了别人的命,害了别人。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是一个小偷。偷的不是钱,是命。是那些等着钱吃饭的人的命。是那些在雪地里走了一夜、脚上长满冻疮、只为了省一块钱车费的人的命。是那些在厂门口蹲着、缩着脖子、把手插在袖子里、等着领钱的人的命。她偷了他们的命,他们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死了。她不知道。她不敢问。她不想知道。
她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她拿起笔,翻开一份新的文件。文件是白的,纸很厚,上面印着几个字——《东川省失业补贴放情况复查方案》。她看了第一行。字是印的,宋体,黑色。每个字都认识。但她看不懂。不是看不懂,是不想看。看了就头疼。头疼了就不想看了。不想看了就合上了。合上了就放到一边了。放到一边了就忘了。忘了就安心了。安心了就睡了。睡了就不想了。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女儿说的话。妈妈,我爱你。她说了很多遍。每一次,她都说,妈妈也爱你。这一次,她也说了。但她知道,她可能再也听不到了。不是女儿不说了,是她听不到了。她可能被抓,可能被判,可能被枪毙。死了,就听不到了。听不到了,就不能说了。不能说了,就欠着。欠着,就得还。还到还完为止。还不完,就欠着。欠着,就是一辈子。她欠她一辈子。她欠她一个妈妈,欠她一个家,欠她一个清白。她还不了。还不完。欠着吧。
她睁开眼睛。窗外,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极细的光,灰白的,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划了一道口子。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接了。
“博雷罗。”
“章处长。”
“东川省的失业补贴放情况,有问题。钱多多的那一千二百个工人,可能没有领到足额的补贴。你查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算的。数字不对。每个人少了两千块。一千二百个人,就是二百四十万。钱多多用这笔钱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笔钱不是他的。是工人的。工人的钱,不能少。少了一分,也是少。少了一分,就要补。补不了,就赔。赔不了,就跪。跪了,就求。求了,也许他们会原谅。不原谅,就一直跪。跪到他们原谅为止。”
“你知道是谁干的?”
“知道。”
“是谁?”
章知好沉默了片刻。那段沉默很长,长到她能听见自己心跳。咚,咚,咚。很慢。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敲钟。她在等那口钟敲完。钟敲完了,她开口了。
“我。”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很久。久到她以为博雷罗睡着了。然后博雷罗开口了,声音很低,很沉,像从地底传上来的。
“你来圣辉城,当面说。”
“好。”
她挂了电话。她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她的动作很慢,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动过的人,在重新学习怎么动。她走到衣架旁边,取下那件深灰色的大衣,穿上。扣子从下往上,一颗一颗,系得很慢,很稳。系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又松开了。她没有系那颗扣子。她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很安静。灯还亮着。桌上摊着文件。抽屉锁着。那本黑色的小本子还在里面,那张存折还在里面。她不会带走它。她会把它交给博雷罗。交给国家。交给那些工人。一百万元。一分没花。她花不掉。她也不敢花。她知道,那不是她的。从她收下它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她只是不敢承认。现在她敢了。晚了。晚了也得认。认了,才能还。还了,才能睡。睡了,才能醒。醒
了,才能接着活。她不能停。
她走出办公室。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地砖是灰的。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她的高跟鞋踩在地砖上,出很清脆的声响,嗒,嗒,嗒,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敲木鱼。她的影子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尽头。她走进电梯,按了一楼。门关上,数字从顶楼一层一层往下跳。六十七,五十八,四十二,三十一,十九,七,一。门开了,一楼大厅很空,只有值班的卫兵。卫兵看见她,立正敬礼。她没有回礼。她走出大门,站在台阶上。风吹过来,很凉,把她的头吹到脸上,她没有理。远处,那面旗还在飘着。红底,金星。她看了很久。然后她走下台阶,走进车里。车门关上了。车开了。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不回了。不回了,就欠着。欠着,就得还。还到还完为止。她不能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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