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没什么，最近港岛闹水荒，我在想要不要在那里投一个大型海水淡化厂，为港岛供应淡水”
武振邦恍然大悟，后世港岛61年，的确开始凸显了水荒。但这种情形在63年初才达到了高峰。
届时港岛政府会限制市民的用水量，达到了每4天供水4小时的严苛程度。
可见当时的港岛水荒有多么的严重。
但64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当时国内开启了东深工程，把东江水引到了深圳，并通过管道向港岛供水。
想到这里武振邦心中产生了一丝犹豫。
投建一个大型的海水淡化厂满足港岛的淡水需求，并非什么难事。
可如果此时他做了这件事，那么就不会再有后世的东深工程。
港岛与祖国的联系就会少一条线，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可摆在面前的水荒，也是实实在在的困难。
叶荣天当然不知道自家老板心中的想法，奇怪的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武振邦也没法跟他解释，只好敷衍着说道：“这点小事你就自己做主吧！”
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把决定权交到了叶荣天手中。
这样的话，无论生什么结果都是自然而然生的。
坦然面对就完了。
叶荣天若有所悟的点点头：“老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叶荣天领悟了武振邦那句看似放权、实则蕴含深意的“自己做主”。
他了解自家老板，这句话绝非简单的同意，更像是一种考验，一种对下属独立判断和把握分寸能力的观察。
港岛水荒迫在眉睫，这是民生大事，但老板似乎对直接介入有所顾虑。
他很快理清了思路：
武振邦的顾虑可能在于避免过度刺激北边。那么，行动就必须巧妙，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显得过于主动和强势。
很快，一封加密电文从“星洲号”往了港岛“环球真理报”卫斯理的办公室，以及星轮航运总部。
一天后，星轮航运旗下的一支工程勘探团队，“恰巧”在港岛附近海域进行“常规海洋水文调查”，
并“意外”现某处海湾的水文条件极其适合建设大型海水淡化厂。一份详尽的、技术可行的建厂方案“自然而然”地形成。
环球真理报港岛总部开始刊登系列文章，客观报道水荒现状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
并介绍了西澳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及其成本，引导公众讨论解决水荒的多种可能性，淡化“等靠要”的思想。
卫斯理利用其在港岛精英阶层的新晋影响力，在与港督府官员、行政局议员的非正式聚会中，
“偶然”提及星轮航运的“现”和技术能力，并表示“若有需要，或可牵线搭桥”。
整个过程中，叶荣天严令下属，绝不可主动向港府提出承建项目。
必须等待港府因舆论和现实压力，主动上门求助。
所有的行为都要包装成“商业现”和“友好关切”，而非“政治介入”。
叶荣天的策略是：我只把工具和选项放在你面前，是否使用，何时使用，决定权在你。
这样既展现了能力和善意，又充分尊重了港府的自主性，避免了任何“经济入侵”或“干预内政”的口实。
与此同时，曹碧莲在四九城的“泛亚国际人力资源合作总公司”办公室里，正意气风地挥舞着钢笔。
公司的成立异常迅，在曹锦棠的暗示和曹玉坤的全力推动下，各部委一路绿灯。
冠冕堂皇的章程里写满了“促进南南合作”、“优化国际劳动力资源配置”、“服务国家外汇战略”等漂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