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对南盟态度转变的国家中，最戏剧性、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法兰西。
1969年秋，巴黎，爱丽舍宫。
戴高乐将军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背对着他的外交部长德马尔，沉默了整整三分钟。
窗外，塞纳河畔的梧桐叶开始泛黄，秋天的巴黎笼罩在一层薄雾中。
“你确定？”
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而低沉。
“总统先生，情报部门确认了。”
德马尔小心翼翼地回答，
“南盟在刚果的布局已经完成。恩古瓦比总统的政府完全站稳了脚跟。
而我们在金沙萨扶植的那几个人……要么流亡，要么入狱。我们在中非的影响力，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戴高乐转过身，目光锐利：
“所以，你的建议是……向那个让伟大的法兰西丢脸的东方人低头？”
“不是低头，是接触。”德马尔纠正，
“总统先生，时代变了。我们无法阻止南盟的崛起，就像我们无法阻止潮汐。但我们可以选择是等着潮水淹没我们，还是学会在潮水中航行。”
戴高乐沉默了。
他想起1958年他重返政坛时，曾誓言让法兰西重新伟大。
十一年过去了，自己的祖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伟大”了。
拥有独立的核力量，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甚至在某些国际事务上与美苏叫板。
但在非洲，在南盟面前，法国显得力不从心。
刚果的“沦陷”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后，喀麦隆、乍得、中非共和国……一个个法语非洲国家开始私下接触南盟，试探“另一种选择”。
不是因为他们讨厌法国，而是因为南盟提供的条件——不干涉内政、长期稳定的资源采购合同、以及光驱素等先进技术的输出实在太诱人。
“派谁去？”戴高乐终于问。
德马尔早有准备：
“安德烈·马尔罗。他不仅是文化部长，更是您的老朋友，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去，既能代表我们法兰西的文化高度，又能传递我们的诚意。”
戴高乐点了点头：“让他先去接触。不要张扬，不要正式访问，就说是……私人旅行。”
半个月后，帕姆泉堡。
安德烈·马尔罗走下专机时，武振邦没有在停机坪迎接。这不符合外交礼仪，但符合南盟的作风，他们不搞排场，只谈实质。
接机的是乐静怡。
她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优雅而知性，微笑着伸出手：
“马尔罗先生，欢迎。武先生在家里等您。”
马尔罗握着她的手，心中有些诧异。家里？不是在办公室，不是在会议室，而是在……家里？
车队穿过帕姆泉堡的林荫道，驶入武振邦的私人庄园。
马尔罗注意到，路边的安保人员并不多，但每一个都站得笔直，眼神锐利。
庄园内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和现代风格，没有金碧辉煌的奢华，只有一种低调的、令人舒适的雅致。
武振邦在书房里等他。
没有翻译，没有秘书，只有两个男人，隔着一张茶几，相对而坐。
茶是龙井，杯子是青花瓷。
“马尔罗先生，我读过您的《人的境遇》。”
武振邦用流利的法语说，
“您在书中写道：‘人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通过反抗获得自由。’我深以为然。”
马尔罗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这个神秘的东方富豪会读他的书，更没想到会用如此精准的法语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