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的工作。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解释的工作。一个在行业目录里不存在的工作。一个也许五年后、十年后就不存在了的工作。但现在，此时此刻，有人需要它。
窗外的桂花香更浓了一些。
林渡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个新的代码。
电话响的时候，林渡正在洗一个碗。
就一个碗。他中午吃的挂面，面汤里打了个鸡蛋，碗底结了一层薄薄的蛋渍，得用钢丝球使劲蹭才能蹭掉。他关掉水龙头，擦了擦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属地是四川成都。他不认识成都的人。第一声他没接，第二声响到一半的时候，他接了。
“你好，请问是林渡林老师吗？”对面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气很正式，像是打工作电话。林渡说我是。对方停顿了一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说“我叫罗斌，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你。她说你帮我处理一些……人际方面的事情。”
林渡走到客厅，拿起笔记本，靠在沙上。“您请说。”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罗斌讲了一个让林渡感到棘手的案子。不是技术上棘手，是伦理上棘手。
罗斌今年四十一岁，在成都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已婚，有一个七岁的女儿。他想结束的关系，不是朋友，不是同事，不是前任——是他的母亲。
“我不是不想养她，”罗斌的声音有一种疲惫的克制，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愤怒了，“我每个月该给的钱一分不少给，逢年过节该回去回去，该买的东西买。但我真的不能再让她住在我们家了。林老师，她在这里，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
林渡没有急着插话。他仔细听着罗斌描述母亲住进家里之后的情形冰箱里的东西永远被重新摆放过，做饭的口味被不断挑剔，孩子穿什么衣服、几点睡觉、看什么动画片都要插手。罗斌的妻子从最初的忍让到后来的争执，到现在已经收拾好行李搬到了娘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妈不走，我不回。
“我跟她谈过很多次。每次我开口说‘妈，要不您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她就哭了。不是大吵大闹，就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哭。哭完了说‘我知道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嫌弃我，我走就是了’。然后她就真的去收拾行李。你说我能怎么办？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在老家，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罗斌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了一点裂痕“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老婆跟我离婚啊。林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林渡靠在沙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个裂纹像一张扭曲的地图，现在看起来又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沉默了几秒，说“罗哥，我想先跟你确认一件事。你来找我，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是替你跟你母亲沟通，让她搬回老家？还是帮你处理你跟母亲之间的某些具体问题？”
罗斌说“我不想伤害她。但我需要她走。”
这个案子踩在了一条很细的线上。林渡给自己的业务定过几条底线，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调整”这件事，他没有明确列入过禁止清单。他没有处理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案例，不是因为没遇到过，是因为他一直在回避。他知道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会有很多人来找他——被父母控制到窒息的成年人、被子女当成免费保姆的老人、被亲情的名义绑架的所有人。这些案例太沉了，沉到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
但罗斌的那句“我不想伤害她，但我需要她走”，像一把钥匙，不知道打开了哪里。
林渡想了想，说“我需要先跟你做一次线下面谈。你能来一趟吗？这个案子如果接，我需要了解你和你母亲之间更多的细节，而且我必须当面确认你没有隐瞒任何关键信息——比如你是否真的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尽到了该尽的义务。不是我不信任你，是我需要为我的介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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