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沈默最终决定继续南下，在崇明岛上落脚观察。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距离近、知情快、反应自然迅，但坏处也很明显，因为这里是胡宗宪的地盘，驻军受其节制。
不过沈默不认为这是在冒险，因为驻扎在崇明岛上的是俞家军，以他对俞大猷的了解，这位老成持重的将军，一定不会跟着别人乱来的。
而且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俞家军控制住，这样手下有俞龙戚虎，至少在声势上，可以震慑住许多人，让自己的声音不至于被淹没在江南的喧嚣中。
立足在崇明岛，便有了足够的留白，可以让他自主的进退停留。别看这简简单单的一步棋，却是建立在对东南形势的了解，将领思想的把握上，做出的冷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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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了这里，俞大猷已经被召到杭州去了，但沈默看到了长子，就更加放心了。于是安安稳稳的驻扎下来，等着最的情报。
当沈默把情况通报给长子，没想到他对岛外生的事情，也了解不多，似乎俞大猷也在封锁消息，不过长子告诉沈默：“我家老总临走时交代，没有他的命令，所有战船不许出寨，就是大帅下令也不行。”
这既是个好消息，又是个坏消息，因为它一方面说明俞大猷的立场没有问题。态度十分坚定，但也说明确实有些不好的事情生了。
朱五并没有跟随沈默走水路，而是在莱州乘快马南下，联络指挥各锦衣卫千户所，尽可能的收集情报，为沈默的决策提供支持。
锦衣卫的效率很高，第三天便将各方面的最情报，汇总摆上了他的桌面，事件的轮廓终于清晰起来。
看似铺天盖地的东南叛乱，其实可以分成两场。北边皖南、浙江、江西一带，是银矿工人叛乱。南边江西、福建、广东一带，是‘三巢’农民造反，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
先说银矿工人的暴乱，这其实是个历史问题。随着近百年来经济的展，白银已经成为社会结算的主要货币，随之而来的，是对银矿石需求的激增。银矿的开采由官府控制，但实际采矿的，却是邻近地区、以宗族为单位的彪悍山民。
为了完成上差、中饱私囊，官府往往定下极高的上缴额度，并通过矿卒和官差，监督监视矿工采矿，严惩偷懒懈怠者，并对偷盗矿石、偷挖矿山者绝不姑息。
在当时的条件下，矿工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出现死伤司空见惯，且要整日面对官府的盘剥与欺凌，怨气越来越重。这种时候，有地方豪强登高一呼，很容易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按照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除了抵抗官府的暴乱外，还有更吸引人的目的——私开银矿。这种行为当然不能不被官府容忍，往往面临着严厉的打击，但因为矿工们又以宗族为单位，团结彪悍，而且银矿所处之地，往往是山脉连绵，军队很难打得过山民。加上私开银矿的收入，即使对于普通矿工来说，也远远高于为官矿劳作，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便造成了延绵百年，无法根除的冲突根源。
历史上，杨廷和当政时。曾经采取一些手段，缓和了官府与矿工的矛盾，但严嵩柄国后，一切急转直下，官府贪墨、压榨矿工，逼死百姓的事情时有生，眼看就要再次造成暴乱，但东南倭寇的横行，改变了事态的展……官府的注意力不再放在矿山上，卫所军队更是在战争初期，被强大的倭寇消灭殆尽。于是从嘉靖三十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官府对矿山的监管出现了一段真空时期，后果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私开的银矿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矿区冒了出来，其中最大的一片，是位于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带。这片方圆六百里的地区，有浙江衢州府的西安县北方银场、开化六都银场、江西婺源德兴银场、玉山银场等七八个银矿，私自开采的矿洞，竟达到一百多个，每个都有不小的出矿量。
与之相对的，是官开银矿的萎靡，甚至找不到足够的矿工开工，每年的供应量自然锐减。在战争时期，为了避免内外交困，官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但如今倭寇已被彻底赶走，没了外部的压力，官府就不能任由其折腾了。
事情的关键人物，是浙江巡抚、御史中丞王本固，他早就对矿山的这种状况忍无可忍，便想接着抗倭胜利的锐气，雷厉风行、一举解决这个痼疾。便在没有通报总督衙门的情况下，带领本部数千官兵、降临衢州府，率衙役、官差、团练、乡勇，共计近万人，浩浩荡荡的进山封矿。
起先进展十分顺利，查封了十几个矿山，逮捕反抗的矿工数百人，仿佛一下子就把私开矿山的风潮扑灭了。但王本固知道，参与采矿的人有数万人之多，且因为衢州顾名思义、是三省通衢之处的意思，与江西、南直徽州搭界，所以一闻风声，矿工们便从山上逃到别省。巡抚、知府、县令，都无权越界追捕，只能望而兴叹。
等朝廷撤兵，那些逃走的矿工很快便会回来，扒开被封闭的银矿，继续进行开采。这种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却依然在重复着。
王本固没有这份耐心，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他在云雾山矿洞前，当着数万乡民的面，一下杀了一百多矿工……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否则当年也不会差点杀掉王直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