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汝祺今年六十九，大概是要在这个位置上致仕了，此人年纪虽然大但是身体特别健康，家中不仅父母俱健在，还有一个健康的老祖母，明弥也不能为了自己升官盼上司早死或者衰病，只能另找出路。
除了大理寺，另外能无缝升迁的就是刑部，明弥一个正四品，去刑部只能升三品，人家刑部的自己人都升迁不过来，哪里轮得到她去空降当二把手，除非她被皇帝钦点过去。
可是只看司法、按察经历，她在京师同批次官员里真不算出类拔萃的，司法相关官员十分看重在地方上的按察经验，明弥还没有过在地方上按察的经历，在大理寺少卿这个位置上再熬又熬不出头，索性给吏部递了折子求外放。
京师的三品她难上去，地方的三品还是有机会够一够的，明弥的老前辈也一直劝她在京师熬到大理寺少卿再外放到地方上去，这样到了地方就是按察使，一省司法的一把手，掣肘少，在地方熬到顶了就又有机会回来了，熬不回来在地方上也是大员，不用受夹板气。
如今吏部还是祝翾当家，祝翾见广州省的按察使正好缺了位，明弥的考评结果不错，便将她拨到了广州。
明弥收到任命，也没想到是广州这么远的地，但也心满意足了，全国就那么多按察使，也是哪里有缺才派谁下去接任，轮不到她挑肥拣瘦的，地方三品是好缺，多少人盼着呢，祝翾能让她如愿外放到地方当按察使，也有同窗和同年的情谊与利益的意思。
其实差不多的人派下去都没太多的区别，祝翾选择明弥，是因为明弥是同窗与同年，有这个名头在，又是她拨下去的，明弥到了地方上不会在新政方面跟祝翾对着干，还能在地方上扎个钉子，帮她监督司法方面的新政实行效果。
祝翾作为吏部尚书，得给各个位置上选任真正能用的人，作为权臣，在真正能用的人里得选择能为她所用的。
这是非常符合规则且挑不出错的揽权过程，她确实是为朝廷选了能用的人，考核出了合适的官员，没有任何暗箱操作，难道为了标榜高洁，放着熟悉底细、风险小的人不用，偏偏去用那些不知道真正为官底细还弹劾过她的人，才显得她公正无偏私吗？
那样做的话，人家不仅不会觉得她高洁，反而会笑她是个蠢货，她得收揽权力才能主政影响全国，权臣哪有是光杆司令的，身边肯定是人多多的，再高洁的文臣也是会抱团的。
清流清流，水聚在一起才是流。
祝翾没有权力羞耻感，从不觉得自己沾权越多，人就越堕落，没有权力，她连人都指挥不动，怎么主政，怎么在阁内发号施令实现政治理想？
果然还是有不少人眼红明弥的外放，酸她“上面有人”，有个同年在吏部开路就是比别人有捷径。
明弥对此就是回报一个白眼，然后与祝翾继续走动，甚至比以前走动得更密切了，她觉得她没有为了自证所谓的清白而与同窗割席的义务。
祝翾送了明弥离京，上官灵韫在地方上任期也已经满了，如今上官敏训也不在中枢了，上官灵韫不需要避嫌了，祝翾便将她调回了京师。
祝翾用人也不是只看关系远近，她还敢不看背景大胆提拔可用人才，比如她身边的秘书官员之一狄叔乘是她从吏部书吏里超拔的，此人非进士出身，少年时因为家贫，虽然考了秀才，但名次不够入女学混个公家饭吃，便先考了务实的吏先想生存的事情，等地方上的吏当满了十年，便按照规矩考中了举人。
但狄叔乘考了进士两次也没中，她也实在没钱继续耗着考进士了，就先投靠户部先混一个九品的书吏当一当。
祝翾作为实权尚书，最直接的文书班底里就有二十个书吏帮她处理公务，狄叔乘就是这样入了她的眼，狄叔乘虽然科举背景放吏部不够看，但她不仅有十年的衙门吏员经验，还有五年的六部书吏经验，基础功十分扎实，光务实和脚踏实地两个优点，就是许多官员一辈子都修炼不成的，经历一番考核之后，祝翾直接超拔其当自己的秘书官进行栽培。
狄叔乘与祝翾年纪差不多，因为科举天赋与运气不一，一个被超拔了也才是七品的秘书官，一个却已经是一部之实权尚书了，狄叔乘却很豁达，反而时常与同僚感慨遇到祝翾她也算是遇上贵人了。
除了狄叔乘这样的吏员出身的人才，祝翾还通过她推行的官员考核法挖掘了大量的专事人才，一些官员在某些方面具备专才，但因为入仕时科举名次不高、或因为为人处事不够圆滑，一直沉沦下僚、难被提拔，但如今因为祝翾的考核追溯，都被提拔到了擅长的职位上，擅长水利的便专事水利工程的修建，擅长化学物理的便专事军工技术推进。
一些只信赖科举出身与师承派系的清流对此也有微词，祝翾给的说法是——“外行不决内行人，各行专从各内事”，祝翾认为人难全才全知，最重要的是用人维度上要知人善任，取长补短，最后在大局上互相团结。天下也没有绝对严谨公正的考核方法，严谨公正也是根据时局大计不断创新改变的，但按照她的如今的方法去提拔官员适当减少内耗。
技术专才精力有限，还让这些人去分精力去搞人情世故，就是一种资源浪费，精英如果错放了位置，那便不是群英荟萃，反而容易造成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局面。
也是因为祝翾敢于大胆提拔新人才，又不畏惧裁撤与淘汰能力不过关的官员的压力，靠着雷厉风行的作风与铁腕铁心的做派树立了威信，牢牢坐稳了吏部尚书的位置，她的考核追溯也打乱了各派系的利益关系，阁内的实权位置也逐渐越过中书门下二省的副相，仅次于第五韶这个首相，虽无阁相之名，却有阁相之实，人称“在野宰相”。
弘徽十六年夏，各地尤其是北地几省巡按与御史接到议政阁密令，开始了大规模的民间军火严查，爆发了弘徽新政期间的大案——“北商军器走私案”。
这几年西方的伊利比亚等国因大越对新大洲的海上支援，海外殖民进度受阻，与大越的海战也连连失利，于是便打算渗透大越军器系统内，研究大越的火器与大船研发技术，并同时联系了几个墨人部国进行策反，大越虽与墨人恢复和平进行贸易，但却牢牢锁死了墨人军工技术发展的可能，于是与墨人不接壤的西方国家便提供墨人火器，打算从内部攻破大越壁垒。
掌握北地与列国贸易往来渠道的各地商会便成了能够被争取的存在，而一些掌握了北地资本的北商们也轻易地背叛了朝廷。
也是因为弘徽新政的反垄断机制阻碍了北地大商敛财，当年江南爆发罢工，弘徽帝趁机在江南推行了新政，制定了大量保护各地工人的劳动保障法令，减免了不少针对底层劳动者与无产者的税收，为了打压新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官僚对各种生产资料的垄断，弘徽新政也创造性地改进了税收体系，弘徽新政的税收逻辑便是——富人交富税。
弘徽新政之后，朝廷又正式发布了各种币值的纸钞，为了保持官方币种的信用体系，一开始是允许与金银等物直接兑换的，但也导致了各地大商囤积金银，要不是那几年朝廷打下了扶桑，后来又有美洲这几个稳定的金银来源地，新钱体系是肯定会被重创一番的。
于是弘徽帝与以第五韶为首的议政阁颁布了新的法令，直接给出了新钱与金银的官方兑换价格，勒令各地大商在一年之内以官方价格将手上囤积的金银与国家银行进行兑换，这些被兑换出来的财产强行存款于国家背书的银行内，国家银行等官方金融系统为唯一合法金银购置与兑换的系统，其他渠道的金银购置与兑换为非法渠道，买卖方都将被判刑。
同时弘徽帝划定了大商们名下囤积金银等贵金属的限额，超额者没收，禁止民间炒作金银价格。
弘徽帝通过集权手段压制了大商们的金银囤积行为，将更多的金银收回国家系统，同时稳定了新币种的信用体系，彻底推行了新钱。
大商们通过国家银行以金银兑换财产，也被朝廷强制开户存款于官方机构，大商们的财产也变得更加透明，配备着弘徽帝的新税收机制，累进对有产者征税，越垄断税率越高，有些大地主为了转嫁税务危机，便提高佃农租子进一步压榨底层，也造出了不少恶劣案例，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于是朝廷参照工人的工会组织在各地鼓励农民自发组建农会，朝廷收割违法抗税的大地主的田，然后通过农会与农民分田，并规定佃租的上限。
对于地主与士大夫身份重叠的官员们，弘徽帝推进了个人所得税，划定了官员俸禄税法，每个官员到手的都是税后俸禄，除了米面炭火衣料等实物俸禄，其余俸禄不再通过金银、现金等实物发放，而是通过国家官方银行入账官员账户，这也迫使所有官员都得在银行开户收取薪水，便于朝廷掌握官员财产明细，更敏锐发现官员大额财产变动，遏制贪污。
通过各种反垄断机制，弘徽新政遏制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壮大，同时也大大得罪了各利益集团。
南直隶作为国朝大本营，新政尚且能够稳定推行，北边几省却没那么顺服，前朝中后期国力衰弱，北边几省大半土地渐渐脱离中原控制，大越开国之后便才慢慢收回故地，北人们完全回归中原秩序也就这些年的事情，对新朝的认同感没有南边强。
二来是这些北地本土大商从前许多都是在当地军阀或者墨人等手里讨生活的，军阀、墨人贵族虽然压榨汉人百姓，但他们对经济政策没有商人精通，还是很好应对的，本土大商们投靠了他们也尝了不少甜头，但是弘徽帝各种经济税务政策是完全与大商利益违背的。
弘徽帝真正善待的是北地普通百姓，可这些大地主、大资本商却不是普通百姓，从前没有新朝的时候，他们可以发战争财，可以两边占便宜，现在弘徽帝取富于富，那不等同于割他们的肉吗？
虽然他们依旧有钱，依旧能获得利润，但谁又嫌钱烫手呢？既得利益者们都十分怀念以前的好日子。
北地本土大商们本来就对弘徽新政的反垄断机制心怀不满，如今瞌睡了有枕头来靠，西方人要他们渗透军器系统进行走私，风险虽然高，但利益也足，如果办成了也并非没有好处，大不了打仗，打仗他们能发战争财，失地了也不过是过回从前伺候这些墨人愣子的日子，总比伺候那个一毛不拔的女皇帝强。
军器系统一直铁桶一块，从里向外渗透不进去，于是他们就想办法从外向里渗透，专门资助贫困学子去学理学，帮助这些人进入军器研究部门，十个里面能有一个反馈就算成了。
同时贿赂军器系统的非研究性质的官吏，打算从这些官吏手里高价买下制造局的报废品，然后再将报废军器卖给外国人。
粮食在库里都有人贪污，何况报废的火器？弘徽帝一直深谙人性，于是突击派人去各地巡查清账，及时缴获了几件还没出境的报废火器。
弘徽帝大为光火，于是将直接涉事的相关官吏与商人们直接以“叛国罪”处以扒皮揎草之酷刑，死后尸体示众警戒，直系亲属均被连坐处死，非直系亲属三代以内不许当官经商做吏，间接涉事的官吏均被罢黜流放，其三代之内、五服之内不许再入制造局、科学院等保密级别高的衙门当差。
被渗透进来的几个理学官吏都不是什么高级人才，均永世不得再录用，已有泄密行为的按“叛国罪”被处以极刑，当初参与政治核查录用这些理学官吏的官员均被罢黜流放。
这也是弘徽帝即位以来牵连最广、用刀最狠、最血腥的政治大案，弘徽帝其人司法风格向来谨慎克制，甚少过度连坐，也甚少使用类似扒皮揎草这样的酷刑进行警示，但这次却破天荒地按照最顶格的待遇料理了这些想要通敌的利益集团。
“自古唯国贼最可诛，家贼最可恨！”弘徽帝对众臣道。
军器走私大案本身也是不满弘徽新政的利益集团一次反抗的尝试，但这次尝试被弘徽帝很快察觉苗头，对上中央强悍的集权，地方上的利益集团毫无反手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