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顿时了然。
老人又是笑出声：所以她弯弯绕绕说了一大堆，就是为了一件事。
“孟隗的意思，可是又要变法？”秦王问。
“变是要变的，却不用伤筋动骨。”赵维桢说：“比起变法，臣更愿称之为修补。”
“从何修补？”
“何处不管用，便修补何处。”
赵维桢认真道：“以政以治，秦律的目的在于战而非和，要改。以人以产，打了几百年，列国百姓苦不堪言，得让他们吃饱肚子，因而生产制度，也得改。以思想学说，一统之后，以法治国仍然可用，但需要综合各方面考量，更是要改。”
秦王稷微微前倾身体，既像是感兴，又像是在威胁。
“孟隗说的，既有法家思想，亦有儒生学说。”老秦王道。
“……”
老实说，秦王摆出这般姿态，威慑力是真的很强。
他已经坐在王位上半个世纪了，放眼各国，没有一个国君比嬴稷更懂得如何做一个王。
纵然秦王不着冕旒，不着朝服，他亦不如头两次见面般坐在遥不可及的王位上，甚至因为年迈和病重，身形形销骨立。可当他摆出这般姿态，仍然让赵维桢感受到了压迫感。
拿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高中时作弊被校长亲自抓的那种感觉，再乘以十。
但赵维桢不怕，她也不能怕。
她缓缓吐出一口气，依旧是保持着笑意。
“孝公颁布《求贤令》时，可没指定是哪一家。”赵维桢笑着回应：“据说商君见孝公时，可是见了三次，二人才投缘。第一次商君讲史，第二次商君讲仁，第三次才拿出《法经》来，得以重用。”
战国末期的策士，基本都是如此。能得国君重用、能为投靠的国家做实事，就用哪家的方案。
赵维桢觉得倒是挺现实的。
“秦国向来注重实用，臣也这么觉得：有用就行，管他是哪家的？”她说。
“那孟隗觉得，既要修补，这次又该用哪家、如何修补？”秦王问。
“当然是——”
后面的话，赵维桢一个急刹车，没说出口。
要说办法，当然有了！
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世官制为察举制，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等等等等。
一系列方案，赵维桢都能拿得出来——想不出法子，她照搬后世智慧还不行么。无法太过前，两汉的生产力总是与当下最为接近的。
“当然是？”秦王问。
赵维桢选择闭口不言。
话都到嘴边了，又噎了回去，放眼天下，也没个臣子敢在秦王面前这般做。
秦王稷不仅不生气，反而被逗乐了：“孟隗有策，却要藏着掖着，可是觉得秦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