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山到新集的路不长，但陈常浩觉得走了很久。他和叶戈罗夫并肩走在队伍前面，身后是那支从独山一路护送过保卫局派出的警卫班。马蹄踏在黄土路上，扬起细细的尘土。
陈常浩一路上各种试探。他问叶戈罗夫对鄂豫皖的印象如何，问他在莫斯科时是否听说过张国焘的名字，问他这次来华是长期还是短期，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这些问题看似随意，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的，像一盘被仔细拆解过又被重新组装起来的棋局，每一步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他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叶戈罗夫的回答简洁而坦率。他说鄂豫皖的情况比他想的好，部队士气高，群众基础扎实。他说在莫斯科听说过张国焘，知道他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他说这次来华是应红党中央的请求，红色国际派出的顾问团不止他一个人，他只是其中之一。他说对形势不了解太多，刚来，需要时间看，需要时间了解。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避重就轻，像是在陈述一些他早就想好了的、不需要隐瞒的事实。
陈常浩听出了那些话底下的东西——叶戈罗夫不是来抢班夺权的。他没有提指挥权，没有提人事安排，没有提“国际代表”这个身份能给他带来什么特殊地位。
他说的最多的是“了解”“学习”“看看”，而不是“指导”“命令”“改变”。陈昌浩的心里不由地松了一口气。这不光是可以给张国焘交代——张国焘要的答案，他拿到了还因为，国民党大军压境，三十万人从四个方向压过来，苏区的日子不好过。这个时候，保持稳定压倒一切。
鄂豫皖已经经不起折腾了，经不起内耗，经不起清洗，经不起任何一场政治风暴带来的动荡。如果叶戈罗夫再来插一杠子，指手画脚，夺权争位，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是来干这些的。至少现在看来，不是。
到新集时，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挂在西边的山脊线上，把整座小城镀上一层暗红色，像一幅被岁月浸染过的旧画。街道两旁的墙上刷着标语，“武装保卫苏区”“扩大红军”“打倒国民党”，红底黑字，在暮色中格外醒目。
有孩子在街上跑，有老人在门口坐，有妇女挎着篮子从菜市场回来，篮子里装着萝卜、白菜和几块豆腐。一切都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几乎忘了，三十万敌军正在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压过来。
叶戈罗夫终于见到了张国焘。
欢迎仪式不隆重，但周到。张国滔站在军委会的院子里，穿着一身笔挺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皮鞋擦得锃亮。他的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不夸张，不冷淡，嘴角微微上扬，眼角挤出几道细纹，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打量。看到叶戈罗夫走进院子，他迎了上去，步伐稳健，不急不慢。
“欢迎你，叶戈罗夫同志。”张国焘伸出手，用俄语说。他的俄语还算流利，基本的交流没有问题。叶戈罗夫握住他的手，也用俄语回应。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用这种在场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了几句。有人说天气，有人说旅途，有人说“辛苦了”“不辛苦”，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谁也不会当真的客套话。但那些听不懂的人站在旁边，脸上挂着微笑，心里在猜他们在说什么。
张国焘请叶戈罗夫到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门关着，窗帘拉着，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有人说是谈工作，有人说是叙旧，有人说只是喝茶，什么也没谈。但不管谈了什么，叶戈罗夫从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张国焘的脸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
夜晚，张国滔召集了政府人员，给叶戈罗夫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的布置简单而隆重，主席台上方挂着横幅，红底白字，写着“热烈欢迎国际代表叶戈罗夫同志”。长桌上铺着灰蓝色的桌布，桌布上摆着茶壶、茶杯和一盘花生。
张国滔坐在主席台中央，叶戈罗夫坐在他旁边。台下坐着苏区党政军的各级负责人，前排是军委会的委员们，后排是各部的部长和各县的代表，黑压压的一片，灰蓝色的军装连成一片。
欢迎会的程序不复杂。张国滔先致辞，讲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历史，讲红军的英勇战绩，讲对国际代表的热烈欢迎。他的声音洪亮，措辞得体，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像一件被精心裁剪过的衣服，穿在身上，不多不少，正合身。
叶戈罗夫也讲了话，通过翻译，一字一句地传达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他带来了红色国际的问候，带来了对鄂豫皖苏区全体军民的敬意，带来了对当前斗争胜利的信心。他的话说得很得体，很稳，滴水不漏，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外交家。
欢迎会的气氛热烈而不失庄重。有人鼓掌，有人微笑，有人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在这里，叶戈罗夫见到了周亦云。周亦云坐在台下靠边的位置，穿着一身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周亦云看到叶戈罗夫，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感慨，像是欣慰，又像是在说“你来了”。欢迎会结束后，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周亦云没有急着走，站在会场门口等着。叶戈罗夫从里面走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几步路。几步路，但他们走了很多年——从莫斯科到鄂豫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到大别山，
周亦云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叶戈罗夫听了，嘴角动了一下，走上前，握住了周亦云的手。两个人握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
不远处，一个人影站在廊柱后面的阴影里，目光穿过人群的缝隙，落在周亦云和叶戈罗夫身上。他没有走近，没有出声，只是看着。等两个人分开，各自离去，他才从阴影里走出来，快步穿过院子，走进了一间亮着灯的小屋。
周纯全坐在屋里，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手里的铅笔在指间转着。来人站在他面前，低声说了一段话。周纯全听完，手里的铅笔停了。
“周亦云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
周纯全看着那个人，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几秒，像在确认什么，又像在判断什么。“什么都没有说”这五个字，比“说了什么”更值得琢磨。
如果周亦云说了什么——哪怕是客套话，哪怕是寒暄——他都可以拿去向张国滔汇报。但周亦云什么都没说。他见到叶戈罗夫，跟叶戈罗夫握了手，用俄语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太短，太轻，没有人听清，没有人知道他说了什么。
然后就没有了。没有抱怨，没有诉苦，没有告状，没有提曾中声，没有提那些被关押的干部，没有提自己在苏区的处境。
周纯全点了点头，挥了一下手，那人转身退了出去。他坐在桌前，把那几份文件合上，摞在一起，推到桌角。然后站起身，整了整军装，走出了小屋。夜风很凉，吹得他脸上的皮肤紧。他穿过院子，走上那条通往张国焘办公室的青石板路。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
张国滔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周纯全推门进去，张国焘正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听到脚步声，他睁开了眼，目光落在周纯全脸上。
“周亦云说了什么？”张国焘问。
“什么都没有说。”
张国焘看着周纯全，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点头，靠回椅背，重新闭上了眼睛。
周纯全站在那里，等了几秒，见张国焘没有再问，便转身退了出去。门在身后关上，出一声沉闷的响。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