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的城墙出现在视野尽头时，带队的保卫局干部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城墙是青砖砌的，有些年头了，砖缝里长出了枯草。
城门洞开着，能看到里面青石板路面，有挑担子的、推独轮车的、牵着孩子的百姓进进出出，
他们的脚步不自觉地轻快了几分，枪也不端着了，有人甚至开始小声说话，压着嗓子，但语气里带着一种憋了很久终于可以释放出来的轻快。到了苏区，到了自己人的地盘，可以放松一些了。
一行人走向光山县城。城门洞越来越近，能看到城门两侧站着的哨兵，灰蓝色军装，八角帽，红五星在晨光中泛着暗淡的光。哨兵看到了他们，远远地就立正敬礼，动作干脆利落，像两棵在风中挺直了腰的树。
陈常浩站在城门内侧，穿着一身洗得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手枪套擦得亮。他双手叉腰，目光从城门洞望出去，穿过那些进进出出的百姓，落在远处那支正在走近的队伍上。
他的目光在队伍中扫视，像在寻找什么，又像在确认什么。负责迎接的是他——张国滔派他作为鄂豫皖苏区的代表，在这里等待。这是张国焘的安排，不是中央的安排，不是红色国际的安排，是他张国焘的安排。让谁迎接，不让谁迎接；让谁露面，不让谁露面；谁有资格站在城门口，谁只能待在办公室里——这些安排，从来都不是随意的。
远远地，陈常浩便看到了叶戈罗夫。金碧眼，高鼻深目，在一群灰蓝色的身影中格外显眼。他大步迎了上去，步伐又快又稳，踩在青石板路面上出清脆的声响，靴跟磕在石板上，笃笃笃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紧的鼓。他走到叶戈罗夫面前，停下脚步，然后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叶戈罗夫的手。
陈常浩用洪亮而有力的俄语对着叶戈罗夫说道：“欢迎你，叶戈罗夫元帅，来到鄂豫皖苏区，我代表鄂豫皖苏区，欢迎你的到来。”
叶戈罗夫握着他的手，目光从陈昌浩脸上扫过，又从他身后扫过，扫过那些站在城门两侧的哨兵，扫过那些好奇地张望着的老百姓，扫过那些灰蓝色的、杂色的、补丁摞补丁的衣衫。他的目光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常浩同志。”叶戈罗夫的中文不太流利，语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挖出来的，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但音还算准确。“怎么没有看到周？难道他不欢迎我这个老朋友？”
陈常浩笑了。那笑容恰到好处——不夸张，不冷淡，嘴角微微上扬，眼角挤出几道细纹，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掩饰什么。“周副主席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松开手，退后一步，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已经在等着见你了。”
叶戈罗夫没有再问，迈步走进了城门洞，身后跟着的几个人紧赶慢赶地跟上来，翻译跑在最前面，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一边走一边擦。
光山县城不大，街道不宽，两旁的店铺半开半掩，有人在门缝里张望，看到金碧眼的外国人，又缩了回去。有孩子在路边玩耍，看到这个高鼻深目的陌生人，瞪大了眼睛，嘴巴张成了一个小小的“o”形，拉了拉旁边大人的衣角，指着叶戈罗夫，想问什么，又被大人捂住了嘴。
第二天，叶戈罗夫穿上了红军的军装。灰蓝色的布面，八角帽，红五星，腰间扎着武装带，脚上穿着布鞋。他站在镜子前，前后看了看，整了整领口，系好风纪扣，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好。
镜子里的那个人，金碧眼，高鼻深目，穿着红军的衣服，像一个混搭的、不太协调的、但确实在努力融入的拼图块。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武汉起义之后，以王民为的中央，向红色国际请求派遣顾问到华夏指导工作。这个请求在红色联盟内部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并不想直接派遣人员指挥华夏革命——距离太远，情况不明，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贸然派人去指挥，只会添乱。
但王明不断地请求，一次又一次，电报了一封又一封，理由写了一条又一条，从“革命形势需要”到“国际主义义务”，从“军事指导”到“政治支持”，措辞越来越恳切，语气越来越急迫。
最终，斯大林本人批准了这个请求。顾问团被派往华夏，但有一条原则被反复强调——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他们是顾问，不是指挥官；是参谋，不是统帅；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替中国人做决定的。
然而，原则是原则，现实是现实。王明和博古缺乏军事权威。他们年轻，资历浅，在党内军内没有足够的号召力，说的话没有人听，定的决策没有人执行。
他们需要借“国际代表”的权威来压本土派。王民是“左”倾路线的代表，主张城市中心论，反对本土派的“农村包围城市”。他认为红军不能总在山沟里打转转，要打大城市，要打正规战，要学习红色联盟红军的经验。
博故上台后，“左”倾路线进一步贯彻。他们认为红军要学红色联盟的正规战、阵地战，需要“洋专家”指导。于是，在国际顾问团到达之后，一些人被赋予了军事指挥权。不是顾问团的每一个人都有指挥权，但有一些人，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推到了指挥的位置上。
叶戈罗夫在红色国际听说了周亦云在鄂豫皖的消息。不是从正式文件上看到的，是从别人的谈话中听到的。有人告诉他，周亦云现在就在鄂豫皖。
叶戈罗夫听完，沉默了很久，他自己选择了去鄂豫皖，不是华夏中央的指派，不是红色国际的命令，是他自己想去，当王民知道之后立刻便欣喜若狂，当即让人向鄂豫皖大区电报。
叶戈罗夫走出房门，阳光照在他灰蓝色的军装上，照在他金黄色的头上，照在那颗红五星上。他眯了眯眼睛，站在台阶上，望着远处大别山灰蒙蒙的山脊线，站了一会儿，然后迈开步子，朝军委会的方向走去。
陈常浩在走廊里等着他。看到他穿着红军的军装走出来，目光停了一下，从头看到鞋子，从鞋子看到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叶戈罗夫同志，我们现在要去，新集鄂豫皖的苏区政府。
在外面战士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二十多位跨挎着短枪的战士已经在等待了，两人骑上了马匹想向新集而去。
电报是深夜到的。
译电员敲开张国滔办公室的门时，他正在看一份关于军队整编的报告。
他接过电报，目光落在纸面上，红色国际的电报，措辞简洁，没有寒暄，没有解释，只是通知他——国际代表叶戈罗夫即将抵达鄂豫皖。
他把电报放下，靠在椅背上，好不容易将鄂豫皖打造成了铁板一块，好不容易把那些不听话的、有异心的、可能挑战他权威的人一个个按了下去，好不容易让这支部队、这个苏区、这个“王国”从上到下都听他一个人的。
现在，红色国际又要空降一个太上皇下来。周亦云已经够他头疼的了——一个从中央派来的、见过斯大林的、手里有斯大林亲赠钢笔的人，动不得，碰不得，只能放在一边晾着。
现在又来一个。而且不是普通的国际代表，是叶戈罗夫，是元帅，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是真正见过大世面、打过大仗的人。这样的人到了鄂豫皖，谁说了算？是他张国滔，还是这个金碧眼的“太上皇”？
他把电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字。然后把电报折好，塞进抽屉里，锁上。
第二天一早，他叫来了陈常浩。
陈昌浩站在他面前，军装笔挺，腰板挺直，手里拿着帽子，等着他开口。张国焘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茶杯冒着热气，茶汤清亮，龙井的豆香在空气中弥漫。他没有喝茶，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目光落在陈常浩的脸上。
“常浩同志，有件事你去办一下。”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得像一潭没有风的湖水。“国际代表叶戈罗夫要来鄂豫皖，你去光山接他。”
陈昌浩没有立刻回答。国际代表要来，这不是小事。按理说，应该由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去接，至少也应该是军委的负责人。让他去接，不是因为他级别够，是因为张国滔不想自己去。
“还有，”张国滔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放下，“探探他的态度。”
陈常浩看着他，等他说完。张国滔没有看他，目光落在茶杯上，杯沿有一小片茶叶，他用指甲轻轻拨掉了。“他来鄂豫皖，是来干什么的？是来指挥的，还是来看看的？是来帮我们的，还是来管我们的？他对这边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和周亦云有没有关系？这些，你都要摸清楚。”
陈昌浩陈常浩点了点头。他没有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在张国滔手下做事，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这一次，不该问。
“去吧。”张国焘挥了一下手。
陈昌浩戴上帽子，转身走出了办公室。门在身后关上，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张国焘坐在办公桌后面，盯着那扇关上的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像是在敲着什么暗号，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他不是怕叶戈罗夫，在他的地盘上，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
但国际代表这顶帽子太大了，大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人家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中央的吗命令，红色国际委派。这样的人，别说他张国滔，就是中央也不敢轻易得罪。如果叶戈罗夫来了之后，要插手军事指挥，要干预人事安排，要看这看那、管这管那，他怎么办？听他的，自己的权威往哪搁？不听他的，怎么跟中央交代？怎么跟红色国际交代？
他还怕两个人是老朋友。毕竟叶戈罗夫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他们两个人要是凑到一起，他会更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