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时，杨定军把木盒收进怀里，转身朝门口走去。杨宁从后面喊了一声“爹，明天你还来吗？”
“五天一次。”杨定军头也不回，“明天做习题。下次来，讲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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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班的课不仅限于教室。杨定军有个规矩每讲三天算术，第四天要去工坊实地演算。这一天的演算课安排在造纸坊。
造纸坊如今已经不是乔瓦尼一个人独撑了。学生协作制推行两年后，纸坊固定留下了两组学生作为长期帮工，每组八人，轮换打浆和抄纸。但纸浆配比这道坎，乔瓦尼始终没有完全摸透——水多浆少，纸薄易破；水少浆多，纸厚粗糙，而且容易在竹帘上粘连。
杨定军带着四个算术班的孩子来到纸坊时，乔瓦尼正站在纸槽前愁。前天抄出来的一批纸，干燥后全都卷了边，检查原因是纸浆浓度不均——最后一槽水兑的浆太少，纤维沉淀不足。
“杨先生，”乔瓦尼放下手里的竹帘，“你来得正好。帮我算算这一槽该兑多少浆。”
杨定军走到纸槽边。长方形的木槽，四尺长三尺宽，槽壁内侧刻着他去年让人钉上去的简易水位线——用铁钉敲出的凹痕，从槽底往上每隔两寸一道。他先用量筒量了量槽里的水深一尺二寸。
“槽的底面积是多少？”他问身后的孩子们。
杨宁举手“四尺乘三尺，十二平方尺。”
“水深一尺二寸，容积多少？”
“十二乘一尺二寸……”杨宁在心里换算，“十四点四立方尺。”
杨定军用铁尺在槽沿上量了量，又目测了一下浆缸里的存浆量。浆缸是木桶，直径两尺，里面的纸浆约有半尺深。他让乔瓦尼把浆搅匀，然后用一只标准木升舀了一升浆，倒进一只空桶里，兑上三升清水，搅拌均匀。
“这是试样。”他对孩子们说，“一升浆兑三升水，四比一。用这个浓度抄一张纸，看厚薄。”
乔瓦尼的徒弟用试样抄了一张湿纸，贴在干燥墙上。等待干燥需要时间，杨定军趁这个空隙，教孩子们怎么算浓度。
“纸浆不是纯纤维，里面大半是水。”他用炭笔在木板上写，“我们要算的，是每升混合液里含有多少干纤维。干纤维没法直接量，我们用比重来估。清水一升重一斤，纯纸浆一升重一斤二两，因为纤维比水重。”
他在木板上画了一个天平，左边是水，右边是浆。
“四升混合液里，如果浆和水各占一半，怎么算总重？”
那个叫韦伯的男孩抢着答“一斤一两乘二，加一斤乘二，等于四斤二两。”
“对。”杨定军又在天平下面加了一道线，“但我们要的不是总重，是浓度。用浆的体积乘浆的比重，除以混合液的总体积，得出每升混合液里有多少纤维。”
杨宁盯着那道算式。她在木板上用铁笔跟着写浆一升（一斤二两）加水三升（三斤），混合液四升，总重四斤二两。纤维占比是一斤二两除以四斤二两，约等于三成。
“如果槽里十四点四立方尺的水，”杨定军问，“我们要配出三成浓度的纸浆，需要兑多少纯浆？”
这是个反算。杨宁咬着铁笔的尾部想了一会儿。混合液总重里纤维占三成，意味着每十升混合液里有三升纯浆。槽里十四点四立方尺，换算成升……她记得一立方尺约莫十升，那么就是一百四十四升。一百四十四升的三成，是四十三点二升。
“四十三升浆。”她报出数字，“兑进一百零一升清水。”
杨定军没有立刻说对或不对。他走到浆缸前，用木升开始量浆。一升，两升……量到四十三升时，缸里还剩薄薄一层底。他把量好的浆倒进纸槽，又用清水补满到预定的水位线，让乔瓦尼的徒弟搅拌均匀。
“抄纸。”
乔瓦尼亲自抄了一张。竹帘浸入混合液，荡匀，提起。附着在竹帘上的湿膜厚度适中，透光看去，纤维分布均匀，没有明显厚薄差异。他把湿纸贴上干燥墙，等着下一张试样一起比较。
半个时辰后，先前的四比一试样和新配的三成浓度试样都半干了。乔瓦尼用手摸了摸两张纸的边缘，四比一的那张明显偏薄，纤维稀疏，透光性强；三成浓度的这张厚薄均匀，质地和盛京标准习字纸一致。
“就是这个数。”乔瓦尼松了一口气，“四十三升浆兑满槽。以后每槽都按这个比例。”
杨定军转向杨宁和其他三个孩子“你们今天算的这一笔，以后纸坊每抄一槽纸都要用。乔瓦尼师傅会把它写在排工表上，以后轮值的学生负责量浆、算水，照着做。”
杨宁看着自己的数字变成了纸坊的实际规矩，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右手食指和中指上沾着纸浆的灰白色痕迹，是刚才帮乔瓦尼扶竹帘时蹭上的。这痕迹和她在教室里用铁笔划出的数字，忽然之间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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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杨家宅院。
晚饭是玛蒂尔达准备的腌肉炖芸豆，配上新蒸的黑面包。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长桌旁，杨定军坐在上手，玛蒂尔达坐在他对面，杨宁和杨安分坐两边。
杨安今年七岁，刚被母亲玛蒂尔达带着开始认字。他不比姐姐早慧，但性子稳，坐得住。玛蒂尔达用一块涂了蜡的小木板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杨安两个字，笔画不多，但“杨”字的木字旁和“安”字的宝盖头对他那双小手来说还是太难。他攥着铁笔，在木板上歪歪扭扭地划，木屑和蜡屑混在一起，在板面上堆出小小的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