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花于某年某月某日凌晨，凭空出现在此展柜中。来源不详。或许是某位故人的念想。”
很多游客看到这行字，都觉得是博物馆在搞噱头，故意编故事吸引人。
可小林知道，那不是故事。
因为从那以后，每年清明前后，展柜里都会多出一朵石榴花。
有时是凌晨，有时是深夜，有时是中午，明明展厅里人来人往，可就是没人看见花是怎么出现的。
它就这么来了，像是赴一场约。
像是有人在说：我们还记得。
像是有人在说：我们还在。
这一年，博物馆要办一个大型展览，主题叫“城市记忆·百年爱情”。
“八分钱”的故事被选为重点展项，要做一个专门的区域，展示程砚东和阮莺莺的一生。
工作人员四处搜集资料，找到了很多东西：
程砚东在码头扛包的照片——那是当年一个记者拍的，表在报纸上，标题叫《北方的汉子，南方的梦》。照片里的程砚东光着膀子，肩上扛着大包，汗流浃背，可眼睛里有光。
阮莺莺在缝纫厂工作的照片——那是厂里拍的先进工作者留影，阮莺莺站在第二排最边上，穿着工作服，辫子盘在头上，眼睛亮亮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们的结婚证——一张黄的纸，上面写着“程砚东、阮莺莺，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婚姻法之规定，准予结婚。”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程念莺的出生证明，程念东的出生证明，他们家的户口本，他们买第一间房子的契约，程砚东退休时的奖状，阮莺莺被评为“五好家庭”的证书……
还有那厚厚一摞信——程砚东写给冯雪儿的那些信，每年一封，几十年不断。
冯雪儿的后人把这些信捐了出来。他们家的老人在临终前交代：“这些信，留着也是留着，不如捐给博物馆，让更多人看看。”
信被整整齐齐地摆在展柜里，旁边放着一行说明：
“程砚东致冯雪儿的信，共四十三封。写于一九八一年至二零二三年。每年一封，从未间断。”
很多人站在这个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开。
有个中年男人看完信，红了眼眶，拉着妻子的手说：“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情分？”
妻子说：“是放不下，也是不打扰。”
男人点点头，沉默了很久。
有个年轻姑娘一边看一边抹眼泪，旁边的朋友递纸巾给她，她接过来，擦擦眼睛，继续看。
有个头花白的老太太，站在展柜前看了整整一个小时。工作人员问她需不需要椅子，她摇摇头，只是看着那些信。
后来她走了，在留言本上写了一句话：
“雪儿，你是个好人。”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也许是冯雪儿的什么人，也许是当年认识她的人。
也许是冯雪儿本人。
可她已经很老了，老得走不动路，老得看不清东西。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出博物馆，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
对着展厅的方向，她轻轻说了一句：
“程砚东，你的信我都收到了。这辈子，两清了。”
然后她走了，走进了人群里，再也看不见了。
展览开幕那天，来了很多人。
有市领导，有文化界的名人，有记者，有普通市民。程家的人也来了——程远的妈妈，程远自己，还有程远的女儿。
程远的女儿叫程念，是程忆起的名字。程忆走之前说：“这孩子就叫念吧，念想的意思。让她替咱们念着那些事。”
程念今年十五岁，上初中，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极了年轻时的阮莺莺。
她站在展柜前，看着那两枚硬币，看着那朵石榴花标本，看着那些信，看了很久。
“爸，”她轻声问，“太爷爷太奶奶的故事，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