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长白山进入了初秋。榛子林的叶子开始由绿转黄，远远望去，像一幅还未干透的水彩画。翠花坊的炒锅从早响到晚，开口笑榛子的香味飘出二里地，引得过路的货车司机都忍不住停下车，循着味儿找上门来。
三嫂刘翠花这阵子忙得脚不沾地。榛子坊的订单从县里排到了市里，炒锅从两台加到四台，工人从十二个加到十八个，还是供不应求。她每天早上卯时到坊，晚上亥时离坊，回家倒头就睡，三哥杨振河想跟她说句话都得提前预约。
“翠花婶儿，县供销社又来电话了，要加两百箱开口笑，问咱啥时候能交货。”账房小姑娘探出头来。
三嫂从炒锅边抬起头，拿胳膊抹了把额头的汗“你回他，一星期，少一天都不中。再催就三百箱一起给他，让他等着。”
“嗳！”
账房小姑娘缩回头，三嫂继续盯着锅里的热砂。温度计指针稳稳指着一百八十度，锅里的榛子在砂里翻滚，壳儿渐渐泛出油亮的棕褐色。
“啪。”
第一颗榛子裂开了口子。
三嫂嘴角弯起一个极淡的弧度。她现在不用尝，光听这声儿就知道火候到没到。
门口传来脚步声，三嫂没抬头，以为是送原料的社员。
“三娘。”
三嫂一愣，转过身。门口站着的不是送原料的社员，是二丫头若梅。
若梅今年十九了，在山珍楼当主厨，平时忙得脚打后脑勺，一年到头难得回屯子几趟。今儿个穿件藕荷色的确良衬衫，头梳得整整齐齐，手里还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兜，站在门口，脸微微红着，像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若梅？你咋回来了？”三嫂撂下铁筛，在围裙上擦擦手，“山珍楼今儿没活儿？”
“活儿有。”若梅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我跟爹请了假，回来……回来有点事。”
“啥事？”三嫂凑近了，压低声音，“跟三娘说，三娘给你拿主意。”
若梅脸更红了，红得像锅里的开口笑。她张了张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三娘，我娘在家不？”
“在呢，今儿歇班。”三嫂说，“走，三娘陪你去。”
她把炒锅交给王老好媳妇，解下围裙，陪着若梅往屯子东头走。路上若梅一声不吭，三嫂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丫头，准是相看人家了。
杨振庄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三间大瓦房，院子扫得溜光。王晓娟正蹲在灶房门口择豆角，继业在旁边玩泥巴，糊得满脸都是，活像只小花猫。
“娘。”若梅站在院门口，声音怯怯的。
王晓娟抬头，手里的豆角掉进盆里，溅起一朵水花。
“若梅？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若梅没答话，低着头往里走。走到灶房门口，蹲下身子，伸手给继业擦脸上的泥巴。继业咧嘴笑了，露出几颗小米牙，口齿不清地喊“二姐！”
若梅眼圈红了。
王晓娟看看女儿，又看看三嫂，三嫂冲她使了个眼色。王晓娟心里咯噔一下，择豆角的手停了下来。
“娟子，你娘儿俩唠着，我回坊里了，锅里还炒着榛子呢。”三嫂识趣地退了出去。
院子里静下来。知了在枣树上没完没了地聒噪，继业玩够了泥巴，抓起小木马，咯噔咯噔骑到墙角去了。
“进屋说吧。”王晓娟站起来，把豆角盆端进灶房，在围裙上擦干手。
母女俩进了东屋。屋里没人，杨父杨母今年夏天搬回老宅了，老太太说还是住了一辈子的炕睡得踏实。东屋空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铺着新编的秫秸席，窗户开着半扇，风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
若梅坐在炕沿上，手攥着衣角，攥得指节泛白。
“娘，”她开口，声音飘，“有人给俺说媒了。”
王晓娟心里早有准备，可真听见这句话，还是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她看着女儿——十九年前那个瘦得像小猫崽、哭起来都没力气的早产丫头，如今出落得眉眼齐整，在山珍楼掌勺三年，锅台边一站就是十来个钟头，胳膊上烫了好几个疤，从来没喊过一声累。
“哪家的？”王晓娟问。
“县商业局的。”若梅低着头，“是周厅长介绍的，说那小伙子在局里当科员，二十六了，家是省城的，爹妈都是退休干部。”
王晓娟没接话。她等着。
若梅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更小了“俺见了。人长得周正，说话也客气，吃饭的时候还给俺夹菜。”
“你咋想的？”
若梅没答。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攥衣角的手。那双手十九岁，指节却比同龄人粗，掌心有老茧，虎口有刀伤，是常年握菜刀、端炒锅留下的印记。
“娘，”她忽然问，“你说俺这样的，能嫁城里人吗？”
王晓娟没答。她想起十九年前那个大雪封门的冬夜，丈夫从山里回来，怀里揣着个用棉袄裹着的瘦丫头，脸冻得青，哭声细得像猫叫。老中医说这丫头胎里不足，怕是难养活。丈夫不信，天天上山打野兔、掏鸟蛋，熬成糊糊一勺一勺喂，硬是把这丫头从阎王爷手里拽了回来。
十九年了。
“若梅，”王晓娟握住女儿的手，“你甭管自己啥样，你就说，你稀罕不稀罕那小伙子？”
若梅摇摇头，眼泪掉下来了。